以環境倫理推動生態校園

   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 黃基森    
圖：許志遠

一、前言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改變，科技的發展，資源大量開發，讓生活物質更加豐富多樣，無形中已經帶給環境巨大的壓力與生態的破壞，使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此外，每天約有100多個物種滅絕也是從六千五百萬年前恐龍時代大規模滅絕後人類最大生態的挑戰。因此，人類不得不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環境問題是全球性，也是區域性的，因此，在「全球思考、草根行動」(Thinking Globally、Acting Locally) 的思潮下，應從環境倫理的觀點著手，來建立人與環境的道德關係。

台灣的生物資源相當豐富，再加上位處亞熱帶與亞熱帶的地理生態環境，致有多樣性的棲地而蘊育出不同的生態體系，不管在鄉間或城市，在教育機關的努力下而創造出中豐富且多樣的棲地校園。因此，從我們每日生活、學習的地點來領悟生物多樣性帶來育樂、美學、科學、教育、社會文化的與精神各方面的價值，這是建立生態校園的哲學與倫理的思維。從環境倫理的理念來經營生態校園，營造生物多樣性的場域，是校園環境管理的新思維。本文將介紹環境環倫理的演變，俾做為學校經營生態棲地的哲學基礎與實踐理念。

 

二、從環境倫理的演進看校園生物多樣性
 
1、以人為中心的環境問題

    西方的傳統上，在界定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最先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哲學思維，「人類為中心主義者」認為宇宙萬物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增進人類的福祉，所以自然萬物對人類而言，只有工具價值，而不具有內在價值。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植物活著是為了動物，所有其他動物活著是為了人類，馴化動物是為了能役使它們，當然也可作為食物;至於野生動物，雖不是全都可食用，但也有些還是可以吃的，它們還有其他用途，衣服和工具可由它們而來。若我們相信世界不會沒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麼自然就是為了人類而造的萬物」。在此哲學思維下，人類並未意識到如何定位人與物種的倫理關係，使物種滅絕與棲地破壞之危機日漸嚴重。

    馬許(George Perkins Marsh)是一個環境的先知先覺者，早在1864年所撰寫的「人與大自然」(Man and Nature)一書中憂傷的指出「人類的活動，可能干擾有機和無機世界的自然配置，而引起自然世界的不穩定性與無法回復的損害」。1962年卡爾遜(Carson)所著的「寂靜春天」中一段話:「現今這些噴霧、藥粉和煙霧劑幾乎普遍地被農場、果園和家庭所採用，這些非選擇性的化學藥品具有殺死每一種益蟲和害蟲的力量，它們停息了鳥兒的歌唱，靜止了魚兒在河裏的歡跳，使樹葉上披上一層致命的薄膜，並長期滯留在土壤中，而所有這一切，原來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殺死少數雜草和昆蟲而已。有誰會相信在地球表面噴撒這樣的有毒煙幕彈怎麼可能不會給所有生命帶來危害呢?」，這些警訊告知人類物種滅絕與其他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的所在，因此，西方的環境倫理學者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人類與自然物種間的倫理關係，其中生物多樣性也成為人類最關切的環境議題之一。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不論儒、道、釋或新儒家，都肯定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人不但應該尊重自然，愛護萬物，而且與天地萬物應視為一體，此中有很豐富而生動的環境思哲，這些中國傳統的環境觀，常論述到天、地、人、自然等概念，只不過在從前，因時代需要並不迫切，所以同樣未能充份彰顯其精神意義。

2、生命為中心的哲學觀跳脫了舊思維的藩籬

    「生命為中心的倫理觀」是人類哲學思維的拓展，也就是提倡給人類以外的生物有了道德身份。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提倡「尊重生命」的哲學觀，他認為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天賦價值」而值得人類敬畏和尊重，也就是生命本身有自身善(good)，值得尊敬，因此，保護生命、彰顯生命，並發揚生命的最高價值是一件善事，而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抑生命的發展則是一種罪惡。此外，泰勒(Paul Taylor)在1986年所著一書中提出「尊重自然」學說，他認為所有生物都是「生命目的中心」，這種具備「天賦價值」值得道德考量和尊重，因此，發展了人類對生物的道德規範。 泰勒曾以蝴蝶和原生動物為例加以說明：「以蝴蝶為例，也許我們一時難以說出牠的利益和喜好; 但是，一旦我們了解牠的生命週期，還有牠蛻變成一隻健康蝴蝶所需要的環境條件，我們就可以毫無困難地說出什麼是對牠有益，而什麼是對牠有害的。又以單細胞原生動物為例，一個具備豐富生物知識的人，也可以說出什麼對它有益，而什麼對它有害。我們對有機體所獲得的知識愈多，我們愈能夠對合於或不合於牠們的利益，做出完整的判斷」。

    因此，泰勒對「生命中心倫理觀」提出四點信念:(1)人類和其他生物一樣，都是地球上生命社區的成員;(2)所有的物種，包括人類都是相互依存系統的一部份;(3)所有生物依其自有形式追求自身的「善」，就是「生命目的中心」的信念;(4)人類並不優於其他生物。這些生命中心的倫理觀的哲學家把道德身份邊界推到了極致，所有的生物，只因為它具有生命，就擁有道德身份。這種哲學觀也發展人類和其他生物產生利益衝突時處理的優先次序，可作為人類和其他生物產生利益衝突時遵循的依據，也就是人類是生態系的成員，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不能破壞生態系統，這是建立生態校園依循的準則。

3、邁向生態為中心的環境倫理

    1970年代美國學者史通（Christopher Stone）提出「樹木有道德身份嗎?」(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引起了廣泛討論，他提出了自然萬物或無生命體的法律權利和無生命體的訴訟資格的主張。他認為：「象河流、森林、海灘和原生地等自然的無生命的物體應該有保護它們自己利益的訴訟資格，就像公司和自治地區等無生命物體也被法律給予它們的訴訟資格一樣」，既然法律可以賦予不能說話、沒有意識的國家、公司、嬰兒、無行為能力人、自治城市和大學等的法律資格，可以設定它們請保護人或代理人，為什麼法律不能賦予自然物體以法律資格，不能設定它們請保護人、代理人呢?這種哲學新思維，喚起了人類，尤其民團體能經常的為老樹、河川、荒地、濕地發聲的訴求依據，也就是民間團體、環境主義者開始為了資源保育、文化保存與環境保護而扮演了環保代言人角色的開端。 環境生態學家李奧波(Leopold )所撰寫的「大地倫理」是第一篇有系統的生態中心倫理著作，他說：「大地倫理就是把生命社區的範圍加以擴大，以包含土壤、水、植物、動物；或者統稱為大地」，而「任何保存生命社區完整、穩定和美麗的行為就是對的行為，否則就是錯的」，他認為生命社區整體才是道德考量的對象，生物個體則不是，他以整體論觀點提出了道德規範，他提出的倫理特性是(1)重視生態系整體價值;(2)在生態系整體之中，才能決定個體的角色和地位;(3)整體生態系的平衡和穩定重於個體生命的生存。此外，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層生態學的基本理念是「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包括人類及其他生物)，都具有自身傳承的價值，生命的豐富與多樣性，都具有自身存在的意義」。人類無權抹殺大自然生命的豐富與多樣性，除非它威脅到人類本身的安全及基本需求。因此，奈斯的深層生態學提出了八個基本原則，包括：

1、地球上人類和其他生物生命的繁榮均有其「內在價值」。非人類的其他形式生命的價值獨立於他們可能有的狹義的供人類有用性(而此生命價值，並不是以非人類世界對人類世界的貢獻來決定)。

2、生命形式的豐富度和多樣性就具有其價值，它們能對地球上人類與非人類的生命繁榮做出貢獻。

 3、人類沒有權利減少這樣的豐富度和多樣性，除非是為了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需求。

 4、目前人類已經對非人類生物世界過度的干擾，且情況在迅速惡化當中。

 5、繁榮人類生命和文化要與人口的持續降低相配合，為繁榮非人類生命，這種降低是必要的。

6、政策須要跟著顯著的生活條件改變，這會影響到基本的經濟、科技和識意形態結構。

 7、識意形態的變化主要在於注重生活品質(相對於內在價值情況)，而非追求高標準的生活方式。要深深覺知「大」與「偉大」之間的差別。

 8、認同上述觀點的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義務參與完成必要的改革。

    從環境倫理與生態學的理論，認為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獨特的角色和地位，例如在食物網中，各種不同類型的生命，以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等角色和身份，扮演者它們獨特的功能，一旦食物網中的一部份受到干擾或被破壞，就會影響整體食物網的平衡和穩定。我國自然哲學的開山鼻祖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萬物根源，以自然為精神所在，人、地、天法道，就是法自然，就是順應自然。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段哲言，明白道出了當今生態保育最基本共識「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所以人類一定要能善體此種精神，然後才能尊重物各自獨立平等的內在價值，並且盡心加以維護，從而盡力幫忙彼等充份現內在潛能，凡是接受前述說法的人，有責任，不論是直接或間接促進現狀的改善。

三、生態校園營造哲學基礎

    鑑於教育機關，不管從中央到地方、大學、初高中到國小，不少經營者汲汲營營的發展所謂的「綠校園」或「永續校園」，最後導致泛人管理的生態池或錯誤物種的引進也不乏其例，因此，本文提出「生物多樣性公約」與「世界自然憲章」的哲學理念，做為建立生態校園的思維。 「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人類應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和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部分的生態、遺傳、社會、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和美學價值。因此，本土的動植物才是最適合當地的生物，引起外來物種，必定會破壞原有系統的完整和穩定，引發生態危機。幾百年來，科學家一直在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問題進行著研究。一個外來物種，當它與當地物種能夠相互融合、和諧共處時，對於豐富當地的物種多樣性、保障人們的生産和生活是有一定的幫助的。但是，當它與當地物種特別是當地的瀕危物種産生激烈的競爭並剝奪當地物種生存和繁衍時，就構成了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一種毀滅性侵略，破壞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環境。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規定物種保育的原則包括:

1、就地保護（In-situ）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本措施，所謂就地保護是指對生態系統和自然棲息地原封不動地予以保護，在自然生境中維持和恢復生物物種。

2、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生境或物種的外來物種」，這條公約指出，防止外來物種威脅生態系統是就地保護的基本保證之一，各國可以採取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等一切措施以免外來物種威脅到當地的生態系統、生境或物種。

3、移地保護（Ex-situ）（將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移到它們的自然環境之外進行保護），但它只是就地保護的輔助措施。爲保險起見，公約要求，移地保護應盡可能在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原産國進行。從公約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公約對於外來物種進入非原生生境是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的。

1982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自然憲章」，其中對物種引進與保育的一般原則包括：

1、應尊重大自然，不得損害大自然的基本過程。

2、地球上的遺傳活力不得加以損害；不論野生或家養，各種生命形式都必須至少維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數量，爲此目的應該保障必要的棲地環境。

3、對人類所利用的生態系統和有機體以及陸地、海洋和大氣資源，應設法使其達到並維持最適宜的持續生産率，但不得危及與其共存的其他生態系統或物種的完整性。

4、應控制那些可能影響大自然的活動，並應採用能儘量減輕對大自然構成重大危險或其他不利影響的現有最優良技術。

5、要求各國在進行這些活動之前應徹底調查，先估計後果，如果不能完全瞭解其可能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活動即不得進行。 世界自然憲章上述的規定雖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對於指導我們在校園中有關引入外來物種的問題産生了積極引導的作用。

四、結論
    目前生態校園建立的過程中，因為綠化、美化的傳統思維，有意或無意帶來了外來入侵種的問題，嚴重造成了生態池或永續校園管理中最常見，也最棘手問題之一。因此，應以新的哲學思維與環境倫理價值觀著手，來 重新思考生態校園的模式，並應以內在價值與責任的倫理觀來建立。此外，校園對外來物種須遵守1982年「世界自然憲章」，以及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提出:「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棲息地或物種的外來物種」的原則」來規劃與管理。從公約或憲章內容中理解對於外來物種進入非原生棲息地是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的環境概念，這也說明各校可以採取防止引進、控制或根除等一切措施，以免外來物種威脅到當地的生態系統、棲息地或物種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