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楊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環境計劃主任)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涉及甚廣，超越國界，全球性的議題，如大氣中的CO2濃度、暖化數據、生態衝擊等資訊，相信大家都已經在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片子中，獲得深刻印象。在此論壇中，各國代表談的是該國的國情報告，只是乍聽起來，好像是應該請執政者或政策制訂者與席參與討論，才有可能付諸行動並造成改變。面對這種情況，我不免想起，那我們這些NGO的工作人員又能作些什麼？

數字迷思易陷 環保議題質變

回過頭來想，呈現問題的現況，確實是思考行動前一步。但以氣候變遷這樣的議題，涉及的往往是國家或全球的資料範疇，最原始的資料，似乎是國家機器或跨政府組織（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GO），才有能力取得。國際間雖有國際性環保NGO，對於大規模與長時間的氣候變遷數據恐怕都使不上力，更何況台灣的NGO規模大都不大，更是難能有自身觀測數據。好，即使現時的情況如此，作為NGO是否就完全買單，相信這些數字或說法，喪失其原本獨立自主的審思能力？

傳統作生態保育（conservation）運動者，從對某單一物種的保護，如虎、象、犀牛的保育；到棲息地的保護，如國家公園、保護區的設立。其所面的挑戰或威脅性主要是來自人，換言之，所要應對的是人與制度的問題。如今面對風起雲捲的氣候變遷議題，對任何物種與棲息地都產生威脅，究其根源，還是來自人的作為；只是前後最大的差異，是人從舊有加害者單一的角色，轉變成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由於這種屬性的改變，環保運動逐漸變質，從以往的環境與經濟發展呈對抗的局面，逐漸轉變到經濟發展需與環境調和的思考。這樣的想法，可觀察到在這一波的環境議題中，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與工業界的參與。

作為一個環保人士，當然樂見這種從對抗到合作的發展從樂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個好的開始，只要跨界的對話產生，就有機會與成果產生，只希望這樣的環境意識的覺醒趨勢，在整個環境未崩盤前，還來得及改變環境的惡化。

意義比數據重要 過多推測反失真

數字是對話的基礎，從語源上來說，經濟學（economics）與生態學（ecology）都分享了 "eco" 的觀念。這也是生態學中不單是談的哪種物種或棲息地是多麼地美麗，而常用數字表達「某時間、空間中生物群的位階與功能」（Odum的定義）。

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經濟中沒有數字會變成什麼樣子。然而，數字並不是絕對的，它也是在某種時間、空間條件下的描述工具。任何數據在提出前都應界定清楚，更不能無限上綱被拿來作絕對值的比較，就像我們常說俚語「香蕉與芭樂不能放在一起比」。即使限於資料獲取的困難，硬要作比較，也應只能作某種程度的參考，而更應去思索其個別背景的意義。

在此論壇中所呈現的台灣二氧化碳資料，也隱約看到台灣人「輸人不輸陣」的精神。要以2003年計算每人每年排CO2平均10.9公噸 ，並以高於8%的年增率增加，2025年就會達到15.7公噸，這個數字相當於北美2003年平均量。

這樣的數字裡面，慣用推測（projected）的方式估算，然而，現時的情況，是否會照預測的，具體發生？沒有人敢打包票，未來的時間裡充滿太多的變因，過去的種種並不保證將來的發生。我只是很好奇，傳統上，能源的使用多寡，往往與經濟成長有一定的正向關係。尤其台灣的能源消耗，在2002年超過一半的能源是用在工業上，但這幾年大家都在擔心產業外移，理論上台灣的工業生產減少，何以能源的消耗會持續升高？

NGO應喚起公民意識 由下而上影響公部門

大多數的解釋是，癥結恐是建構中石化工業區與鋼鐵業，如離島工業區，六輕每年就將排放67.56百萬公噸，佔2003年總數的三成（27%），但其產值恐怕不到GDP的3%。NGO 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是想法子讓該工業區更綠色生產，減少排放；就是影響政府政策與法律，依法管制。兩種方法，對現時的NGO的專業技術與影響力來說，恐怕都很難作得到。

如果NGO的主力是放在一般公眾的教育，那就需要更精準地算出一般大眾，日常生活中所排放CO2量有諾干，才能面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就此來看，地方政府尤其是無重工業都市的CO2排放量，是較為接近公眾的行為，也是公眾應該直接負起的環境責任。至於國家層級，往往涵蓋有高耗能、高排放量的工業，NGO與一般大眾，只能藉由消費選擇，選票壓力，間接去影響或改變現況。

在國家層級上，台灣的現況是再生能源法還無法通過。由於經濟上的考量，大家還在吵，到底是不是應該以2005年為基準年，2025到2030年為目標年，減少到2005年的基準。這方法顯然與國際工業國家脫軌，許多產業界人士，大都同意此波的減量運動，正面的意義在於：「藉由減量措施，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並促發新一代的工業革命」。但有更多人，尤其缺少永續發展意識者，害怕也不願改變現狀，尤其新能源或提高效能需要的是一筆投資。相反的，如果一昧地只考量降低成本，大量使用高CO2污染的能源如煤炭，相較於石油，價錢還是偏低，運用工業國家淘汰的舊式生產工具，以國家的層級來說，要做到整體的CO2減量，就有如緣木求魚。我們應該思考在此議題上，採取切割處理，從地方政府著手，是否比較容易符合NGO現時可操作的路線。

各方合作是解答 以經濟手段促成減量

此次論壇中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國NGO的Sierra Club代表Michele Perrault女士的經驗分享，表示合作（work together），就可能是解答。大家都知道現任的美國總統布希並不支持減碳，反倒是由前明星阿諾執政的加州，在減碳與再生能源方面有傑出的表現。Sierra Club長久以來與加州政府在環保議題上形成工作伙伴，其具體的成果，就是去年阿諾簽署的「全球暖化對策法案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 AB32），是一個運用市場機制，以經濟效益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的法案。不單在與政府合作 ，Sierra Club 以其環保的專業與組織的信譽，也在與企業、學術、宗教團體等其他團體合作上有傑出的表現。我聽到最感動的一句話是：「早年連到底有沒有氣候變遷這個問題都無法達成共識，如今我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來自有些企業的分享。」

誠哉 斯言！這句話隱含該NGO長年來在環境議題中執行使命的毅力，其實也反應出NGO為建構公民與永續社會的核心價值，值得吾人所學習與行動的。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